-
动态
2025年3月至8月，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的董红华医生前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和柏林马丁-路德医院展开交流访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是一所集医疗、研究和教学于一体的世界顶尖医疗机构。德国柏林夏洛特大学教学医院马丁-路德医院自2003年起连续20多年被《FOCUS》杂志评为“德国顶尖骨科医院”之一。
在本期医者仁心的采访中，董红华医生为我们介绍他在两所德国医院访学的感悟。他表示在德国的半年，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科研，都让他印象深刻，成为一段难忘而珍贵的时光。这段经历不仅是一次专业知识的深化与拓展，更是一场关于医疗体系、科研创新与人文精神的深刻洗礼。
精彩回顾
采访时间：2025年9月
# 采访录 #
1、请您做一个简要自我介绍。
我是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的董红华医生，是七病区的病区主任，我是盐城市运动医疗分会的主任委员。我的主要专业是运动医学和关节外科，同时也做一部分创伤骨科的手术。
2、您出国访学的契机是什么?
首先要感谢我们医院高瞻远瞩的人才培养战略，我们医院在去年年初定了一个“人才培养”战略计划，要在近10年培养大约50位访问学者，而我很幸运地被选中，作为第一批访问德国的学者之一。我去了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和柏林马丁-路德医院。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走出国门，到国际舞台去学习交流，非常难得。
3、科室工作繁重、访学任务重大、家庭生活重要，您是如何合理安排与兼顾的？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难得。同时我是一个病区的主任，在我们这个病区，我是一个领导者，我有义务去领导大家，带领我们科室往一个更良性、更先进的方向发展。而我们科室里面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医生，他们是管理者，他们管理自己的病人，管理整个病区的发展，整个病区的日常工作、日常事务。在病区里面，我的角色定位是一个领导者。但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中层干部，我又是一个管理者。在医院的领导下，我要顺着医院的方针政策，在医院的指引下把科室领导好、管理好。
这样的角色转换，让我获得了去德国访学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临床工作，当然还有家庭。幸亏6个月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需要照顾小孩、老人，都是家属在家里多分担一些事务。但是我们工作、家庭基本上没有耽误。
在德国访学期间，我也问过Petersen教授，问他的科研、手术与家庭之间怎么平衡。Petersen教授夫人就说，全是我来照料家庭，Petersen教授负责科研。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每一位主任或者外科医生的背后，都有家庭的强大支撑。
董医生与Petersen教授合影
4、出发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有了这个计划以后，医院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无论是从工作的协调，以及前期的准备，需要离开医院到外地城市去办理各种手续，这些都是医院里面充分的协调，给我们提供的机会。
还有仁医医疗帮我们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为我们做了前期的准备，每一步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顺利。在这期间，我专门接受了一些常规的英语培训。因为我们这一次去半年，对语言的要求比较高。幸亏我们在仁医医疗的帮助下做了一些英语的培训。
唯一的缺陷就是我们觉得自己英语还算可以，但是到了国外以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国内，无论是做课题还是看文章，我们主要是在阅读英语，而非使用英语进行交流。所以我们在国外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对于专业的词汇还是存在一些交流障碍。日常生活英语交流还可以，加上手势、眼神交流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手术台上，或者病例讨论，在查房期间的一些专业英语可能是我们交流上的障碍。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德国人在手术台上，他们相互之间交流是德语交流，而我们听不懂，那只能用英语去提问。那么英语提问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去提问，我怎么去切入他们的交流，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应该是我们中国学者对于德语不了解的状态下学习的一个痛点。因为德国人做手术做得非常精细，非常慢，他追求每一步都做得精致，都很极致，所以在台上他们经常会停下来讨论。讨论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是用德语，他可能偶尔会掉头用英语跟你说两句。因为他的第一思维是德语，他讲英语的时候要转换一下思维，所以就导致我们交流还是有一点障碍，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痛处。
在饮食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太大，我比我的同事可能适应性好一点，因为我在国内也是这种比较简单的饮食结构，所以饮食对我没有障碍。
在交通出行方面，我得益于我在亚琛的那个室友，那些室友们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确实是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比方说公交卡、电话卡，各种社交的软件，这些都是他们帮我去做好，这个真的给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虽然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到了国外还是有一些措手不及。
还有一些像服装准备，因为在国内的时候，仁医医疗给我们提醒了，说德国人在重要场合要穿正装，所以我们都在国内备好了正装，都带着几套正装去参加他们的学术活动。每次参加学术活动，或者跟教授第一次见面，还是最后的告别仪式，基本上我们都是正装。
董医生正装参与学术会议
5、去到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及柏林马丁-路德医院访学，您的感受有何不同？工作之余有哪些休闲活动？
我去的两家医院感觉区别比较大。因为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是个大学医院，学院派比较明显，各种作风就是循规蹈矩，比较规范。也许是我们刚到德国不久，所以对他们的制度有一些陌生感，或者说没有融入他们，我觉得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的管理流程比较严格。
我们刚去的时候要做入职体检。但是因为我的乙肝抗体的滴度比较低，在国内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体检中心说我的滴度低，不能接触病人。然后需要我再次打疫苗以后，做一个复查，结果符合要求才能进临床。
当然这没有影响我在那边学习。因为他说了你可以去手术室，但你不能照顾病人，你只能看。然后我那天报到以后，Hildebrand教授就指定了一个他们的下级医生带领我去手术室、食堂，办门禁卡。虽然说在德国什么都要预约，流程有点慢，但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感到举目无亲，或者没有惶惶不安的感觉，反正去了以后感觉挺好。
董医生与Hildebrand教授合影
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严谨的，我们接下来也会学人家的这种流程。举个简单例子，他们7:20交班，医院里面规定是8:00上班。他们7:20交班是把前一天手术的病人回顾。这个回顾不是简单说一下，而是所有医生都在场的状态下，把在手术室里面拍的所有片子全都调到电脑上，然后主刀医生对这个手术进行自我点评。然后下面的人可以发表意见，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那就过去。如果有争论，那么大家会争论得很激烈。因为他们进行交班是德语交流，我只能看懂PPT上面的片子。他们的交班室里面没有信号，我们手机的翻译器用不起来，所以只能听他们说话，我们看片子。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在手术室里面每一张复查的片子，每一张反复透视照的片子，他都可以拿出来，讲给年轻医生听，是年轻医生最好的心理成长过程。接下来我们医院也会做这个工作，把我们的每一台手术都展示给我们的年轻医生，让我们的年轻医生得到更好的心理成长，然后才是技术的成长，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
还有就是他们的术前讨论。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没有术前讨论。反复问了以后，他们说每天下午还有一次讨论。后来我才知道，每天下午4点，他们的医生并没有下班，他们下午4点钟以后，所有的医生跟早交班一样的规模，所有人都到场开展术前讨论，讨论第二天的手术。这个时候主刀医生和主要助手会介绍这个疾病，会介绍他的方案，大家会讨论。这个也是我们国内，尤其是我们医院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种状态下大家才能共同学习进步。我们有的时候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
还有就是他们在手术台上，手术做得很慢，但每一台手术都做得很精致，做的很细，下了手术台非常自信，非常从容。而我这半年的学习，尤其是在欧洲手术台上学习以后，我现在回来应该也有一点那种样子，每一台手术做得不紧不慢，很从容，做完以后就很自信地下台，不会做完手术以后还在担心各种问题。这也是我这一次学习最大的一个收获。
在马丁-路德医院的感受明显更不一样了。马丁-路德医院是一所大型专科医院，以骨科为主。它的亚专科类别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横向分专科，他们是纵向分专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某一个医生只做某一个部位的手术。如果说他做膝关节，他可能做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做膝关节的创伤，做膝关节的置换，做膝关节软骨，他一个人做整个部位的所有手术。而我们是一个医生只做这一个部位的某一种手术。这个对他们的交流很深入。
我在亚琛参加创伤联盟会议的时候，看他们的大会交流，某一个医生会就某一个部位的疾病，做所有的阐述，这也是我们医院值得学习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个方法对年轻医生的培养可能会更好。
在柏林上手术的机会非常多，它的手术量太大。我们经常跟着教授从早做到晚上，出门诊也是从早到晚，基本上中午不吃饭。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中午不吃饭的习惯。在德国养成的这种饮食习惯，现在回来以后仍然觉得挺好，很轻松。他们那种工作热情，工作激情远远比我们国内医生要高，他们享受工作，工作做完以后，他就可以去享受他的生活。这是我在两个医院工作的感受。
平时周末，在亚琛的时候，我会去参观一些亚琛的主要景点，去街上转转。柏林是个国际化的都市，需要了解的文化、人文比较多。我最喜欢的是柏林的跳蚤市场，在里面什么样的地地道道的德国文化都可以见识到，这是我最喜欢去的。还有德国柏林的博物馆。出去走走确实拓宽了一些眼界，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敢想象或者看不到的东西，这确实是我们另外一个收获。
6、对带教导师及科室同事的印象如何?
首先，我接触的是两位教授，Hildebrand教授还有Petersen教授，他们为人都非常亲和，非常友好。尤其是Petersen教授，我们互相当成好朋友，跟老朋友一样地交流。
在亚琛，因为Hildebrand教授他的行政事务比较繁忙，他不一定每天都在医院里面。所以我跟他科室的医生，尤其是我跟一个阿拉伯医生交流很多，我跟他做手术，跟他上手术台，他帮我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他非常热情，非常好客。我在亚琛呆了一个月以后，我问他们怎么没有关节置换手术，我想这么大一个医院不可能没有关节置换手术。因为我是专门来学关节的。后来那个阿拉伯医生告诉我，医院有一个专科医院专门做关节置换。我说我想去看。他说没有问题，我帮你联系。他帮我打电话联系好了以后，告诉我怎么去，去找哪个人。然后我在亚琛的后面两个月，有一半时间是在分院，在他们那个专科医院，专门去看关节置换手术以及关节翻修手术。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就在总院看他们的创伤手术。我每一次去到分院，他们认识我，会喊我Chinese doctor，都非常热情。他们的医生确实是很好。
我在柏林的时候，一个波兰的医生，是他们的放疗科医生。他在中国也留学过，然后在日本、韩国他都学习过，他非常热情。他说他要把在国外享受到的人家给他的那种爱，那种热情传递给我，他还专门请我吃饭。我跟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国际友情的交流，而不是单纯学术上面的一种交流，是一种友爱的友情。我觉得这些导师真的非常友好，也非常热情，喜欢帮助我们。
还有在手术室里面，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不单是医生可以帮你，他们护士也很友好。我要拍他们手术台的照片，我会先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拍照，他说可以拍照，并且还把拍照的最佳位置让给我。德国人他们个子比较高，他们做手术，有时候我不上台在后面看，我踮起脚尖看也不一定看得清楚。护士会主动帮忙找一个凳子给我站在后面看。看完了以后，一般我们会主动把凳子放回原处，但有时候忘掉了，人家会默默地把他手头的事情做完，帮忙把凳子拿走。
还有在手术室里面，他们温度打得很低，我们穿短袖，不上手术台的时候穿短袖有点冷，会跟护士要一件外套，人家也会很热情地找给你。在德国每一间手术室手术都要穿铅衣，自我保护，不管什么手术。所以当你进了手术间，如果你没有穿手术铅衣，护士会严格地要求你出去穿手术铅衣，要么你就不要进来。如果说你实在听不懂，我刚开始就实在听不懂，人家就帮我找了一件铅衣给我，让我在手术间里把它穿上，你才能在这个手术间里面站着看手术，我觉得这些人非常好，非常好客、热情。
7、在访学期间令您印象深刻的经历有哪些？
在德国的半年内，无论是从生活、工作、科研，给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忘珍贵的经历。在Petersen教授那边做手术的时候，因为他们手术做的比较精细，螺钉或者说角度都非常到位，有时候他要调整一个角度。
他们说中国的医生（留学生或者学生）在国外上手术台的机会不是很多。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和教授在手术台上，我完全可以独立做手术，或者我跟教授独立做手术。这个机会比较难得。还有就是在手术台上，我们有两次出现了小的意外。然后Petersen教授处理了很久，但总是不到位的时候，由我来处理。那个时候教授会用眼神向你发出询问。我们有一次做HTO（胫骨高位截骨术），教授最强项、最拿手的，或者说他做得最多的手术——HTO手术。
董医生与Petersen教授手术后合影
在我去Petersen教授科室之前，我查阅了教授发的50几篇文章，我在正式参与做手术前，我已经把他40几篇文章全部看完。所以在手术台上，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跟他交流他文献里面关于截骨的角度。他感到很惊讶，也很高兴，因为我说我读过您很多的文章，这个角度在您这个文章是怎么写的。教授非常开心。之后他每一次做这个截骨的时候，他就会问我这个角度行不行。因为他并非每次都能一步到位，有时需要调整角度。所以有时候我就发表意见，这个角度是多少，要高一点，矮一点，或者角度大一点，小一点。然后他做完以后，他就会跟我讲You're right. Thank you。我觉得这个时候，不但是一种学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也是我们在访学中能达到的一个目的，也能展示我们中国医生做的一些工作。
董医生与Petersen教授合影
9月10日教师节，我在全院大会上做访学汇报的时候，讲述了借助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平台，医院把我送上了国际的舞台。因为在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手术，参与了他们的科研，参与了他们的生活。所以访学应该是在舞台上有所展示，而不是单纯的看。其实每一件事情，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对我来说，印象都非常深刻。
8、访学期间，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您收获到了什么？
首先因为我自己是科室的领导者，所以我对整个科室的发展有我自己的想法。同时医院的领导跟我讲，你要去拓展你的思维，拓宽你的眼界，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然后带着这样的要求，我去看了他们的科室管理，尤其是跟Petersen教授交流。我在柏林及在亚琛的时候，他们科室的教授，每一位教授上台做手术，会有不同的助手医生跟他上台，他的助手并不总是同一个人，不是说这个助手始终跟着一个教授。他们的这个模式和我们医院我的病区目前的模式是一致的，去到国外以后，这个模式我见了以后，我就很有信心。这个模式是很好的。为什么说很好？我们病区的年轻医生，跟国外一样的，年轻医生需要成长，需要进步，那么他不可能始终跟着一位教授，因为国外的教授他专业性非常强，像Petersen教授是膝关节外科教授，而Hildebrand教授是创伤教授，你不可能这半年就跟他一个人做手术。他要带他们整个科室的小医生发展成长，大家轮流跟他做手术，轮流跟他查房。相当于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教授学习交流。现在我是科主任，我每天手术的时候，我们科里面年轻的同事，会有不同的人跟我做不同的手术。也就是说我一个人带领了我们整个科室的年轻医生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我们值得学习并且巩固，值得推广的科室建设的模式。
因为国外医疗体系跟我们国内有一些差别，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模式，但是他们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比方说他有实验室，专门做科研的医生，你就去做科研，出的成果是整个科室的，整个医院的。那么他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那么一两位医生做科研非常的强大，那在全国都出名了，乃至整个欧洲都出名了以后，那么他的医院必然就出名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你要在临床工作做得很好，科研也做得很好，这个可能性有，但是不大，总归要有所侧重。所以我还是想学学人家的这个模式，有所侧重，搞临床的医生就把临床工作搞好，搞科研的医生就专门搞科研，两者相互结合，也算一个科室的综合实力，而不是每一样都去搞一点，一点都不精，这样你就没有核心竞争力。
9、访学期间，您是否有去参观科室实验室或加入研究项目，从中您是否有学习到什么经验？
有，我在亚琛的时候，专门去了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骨科实验室。我跟他们骨科副主任，就是实验室的副主任，还有很多在德国的中国博士建立了很长久的互动关系。我们关系都非常好，无论是他们的课题研究，或者我自己的一些科研想法，我们经常在餐厅里面做一些交流。科室内有的博士生是做股骨头坏死软骨研究的，有的博士生是做生物力学研究的，我们都有交流。
我在柏林的时候，关于“年轻人的关节软骨损伤导致的骨性关节炎的治疗”这个课题，跟Petersen教授有很深入的交流，并且我们形成了论文。我请教授给我们指导，还有我们跟教授的一个学生，在实验室做力学研究的那位博士，我们一起交流过，并且我们还达成了一些想法。
因为我是南通大学的硕士生导师，我有四位研究生，我的学生以后可以交流，交换到他们那个实验室去做课题，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学生带到中国来做交流。因为在他们实验室里面，我看到有好多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的学生在那做课题研究，做交换。像上海交大也有学生在做交换。我们协商，你把你的学生放到我的实验室来，我把我们的学生送到你的实验室去，这样作为一个国际科研项目交流，这个对我们将来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申报，其中有一个叫“国际基金申报”非常有利。这个是我们可能在今年年底，我会跟他们做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学术上的交流。
我希望后期在跟仁医医疗合作当中，来帮我们再牵线搭桥，这也是我这一次去访学，我们领导交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要搭建一个科研的平台，科研的桥梁，让我们的医生，让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科研爱好者能够跟国际的实验室有联系，有成果。这个是我这一次除了手术之外，我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我基本上算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10、本次访学之旅是否达到预期？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基本达到我的预期目标。首先，我是一个运动关节科的医生。我的主要目标是学习关节置换和运动医学。我去的这两个医院，看了大量的翻修手术。其实我的主要目标是看翻修手术。有一个问题，因为中德医保体系不一样，所以看病的模式不一样。但是手术操作的技术以及技巧是一样的。
我给自己定下“以终为始”。我发现他们翻修的原因，然后回来再反思我自己做的初次置换的手术，会出现哪些问题，会有哪些缺陷。然后以我在国外看到的翻修病因，来引导、纠正。我现在回国以后，乃至于我之前做手术的一些不足，这个是我达到的最大的目标：用国外的“失败”的东西来指导我回国以后的工作。当然不是说人家失败不好，而是每一例手术它都有失败的可能。怎么把这个可能降到最低，我们怎么去预防它，怎么让这个病因降到最低，这就是我的目标。然后，我要把这种翻修的技术带回来，再让我们医生学习。乃至于安排我们的年轻大夫去国外进一步学习，这是关节方面的目标。
对于运动医学，其实在国外有很多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国内现在没有常规开展。因为它刚开始刚起步的那些新兴技术，短时间还没有出成果。我经常问教授，这个技术效果怎么样？他很实在说，I don't know.他说也许会怎么怎么样。他没有太多的严格数据不可能轻易出成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将来再继续交流，或者继续去学习，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在运动医学跟关节置换这两块，我是带着一个目标去的，基本上我是达到了我想要的“以终为始”，来反思我的手术，反思我的管理，还有运动医学方面的新技术。现在回来以后逐步地开展，目标也基本完成。
11、对于出国访学，开拓国际视野，亲身经历了一次之后，您是否有了一种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心态？有没有让您对国际医学交流有更多的理解？
这个是肯定的，这一点对我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无论是从技术学习，从人文学习，以及对德国社会的了解，我都觉得对我来说触动真的非常非常大，对我的感触也非常深。尤其是从手术层面，从技术层面来讲，见识到他们的手术，不是看他们做了多少高精尖的手术，也不是学到一个什么德国新技术回来。在手术台上那一瞬间，我看到的东西，我想到了什么，我一直在反思。看他们做一台手术做得很慢，但是我看到每一个动作，看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我会把它记下来，我的袋子里面永远有一张纸，随时会把它记下来。
我想到的那些东西，其实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一些差异。并不是某一个动作我会不会，或者某一个技术我会不会，而是他做的那个动作会让我一瞬间想到了一些后续的东西。让我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个视野更宽。
尤其是在欧洲参加了几次学术会议以后，听到人家的科研报告或者学术报告以后，我觉得这个思路确实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所谓的创新。其实德国的人口基数，它的病人数量并没有我们中国多，我们的病人数量远远超过他们。但是人家做的创新，人家做的技术改进，确实远远超过我们，这就是人家的专注。我觉得德国医生对某一点，某一个小的东西，他的专注力，他投入的精力，非常多。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机会能出成果。我们追求的是快、量大，这样可能就导致了我们竞争力没有人家强，这个是我在这方面的思考。
12、请您留下真挚的话语，分享给《医者仁心》栏目的观众、同行医生，以及所有怀揣仁心、致力于医疗事业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首先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在三观端正的基础上，我觉得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走出国门，打开国际的视野，可能会有很大的好处，能拓宽思路。我在这6个月的访学当中，我的思路、视野开阔了以后，我现在看到一台手术或者看待一种疾病，甚至处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想的方向会比之前多了很多。我处理每一台手术，处理每一件事情，我比之前变得更加从容、更加自信。我认为出去走走看看，拓宽视野以后，人会变得非常的自信。这也是我除了访学学习技术之外，我的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