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世界上伟大的医生
本期仁医医疗特别邀请到世界骨肿瘤大师Donati教授做专题访问。Donati教授现任意大利博洛尼亚里佐利骨科研究所临床骨科与创伤外科III(骨肿瘤科)主任,也是博洛尼亚大学生物医学和神经运动科学系副教授。意大利里佐利骨科研究所于2025年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世界十大著名骨科机构,其在骨与软组织肿瘤治疗领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欧洲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骨肿瘤中心。Donati教授的导师是Mario Campanacci教授,他是骨肿瘤研究和分类的先驱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骨科外科医生。在采访中Donati教授介绍了导师对他的影响;为什么意大利里佐利骨科研究所被誉为欧洲最著名的骨肿瘤中心之一;面对复杂骨肿瘤病例时,如何与患者建立信任;对于快速发展的骨肿瘤领域,医生怎么做才能与时俱进;以及他对从事骨肿瘤治疗的中国年轻医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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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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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您是世界著名的骨肿瘤专家,您能否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分享一下您为什么学医,又为什么决定专注于骨肿瘤呢?
我于1958年出生在一个靠近海滨的小镇。后来为了就读医学院,我搬到了博洛尼亚。在博洛尼亚,我需要在1982年毕业前完成博士论文。当时,里佐利骨科研究所是意大利认证并资助的、集临床治疗与科研于一体(尤其是科研)的10家机构之一。所以当时我觉得进入里佐利骨科研究所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也有助于我成为一名骨科医生。
从一开始,我就遇到了Campanacci教授。他是肌肉骨骼肿瘤治疗领域的重要导师,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友善的人,所以我真切地觉得里佐利骨科研究所就是属于我的地方。我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和住院医师培训,并留在了那里工作。Campanacci教授当时全身心投入肿瘤领域的工作,而我也因此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追随了同样的方向。后来我就接替了Campanacci教授的职位,担任了肌肉骨骼肿瘤科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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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意大利里佐利骨科研究所是欧洲最著名的骨肿瘤中心之一,您能否介绍一下这家医院以及您领导的“骨科与创伤外科Ⅲ(骨肿瘤科)”?
里佐利骨科研究所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一所骨科专科医院。这家医院由Rizzoli教授于1896年创建,他当时是一名普外科医生,关注青少年与儿童的畸形问题。他从博洛尼亚市政厅获得了这块原本是古老修道院的场地,并自费翻新了所有设施,在此建立了一家医院。从那时起,许多患有类似骨科疾病的人就会前往博洛尼亚,特别是到里佐利骨科研究所就诊。随着时间的推移,里佐利骨科研究所发展出了骨科领域内的所有亚专科,其中包括骨肿瘤专科,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时,肿瘤学尚未被充分了解。
Campanacci教授是首位担任骨肿瘤科的主任,负责治疗和随访这些患者。由于他同时也是病理学家,能够做出准确诊断,他也成为了全球该领域的先驱之一。因此,里佐利骨科研究所因其在肿瘤治疗领域的成就而闻名,特别是我目前所带领的骨肿瘤科。
我们搭建了一个多学科协作团队。我所带领的科室主要专注于肌肉骨骼肿瘤的治疗,此外还有一个脊柱肿瘤科室,专门处理脊柱肿瘤(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肿瘤)。我们还有肿瘤科团队,这是另一个小点的科室,负责成人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的治疗。正如之前提到的,我们还有放射科,其中有一半力量投入到肿瘤患者的诊断与治疗中。病理科、物理治疗师及护理团队则与我们协同工作。整个团队包括医生、护士,以及病例管理员和数据管理员等,总人数不少于 100人,在我们国家,这些人员对于开展研究至关重要。
贵科室在治疗骨肿瘤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治疗肌肉骨骼肿瘤并非易事,即便身为优秀的外科医生也无法独自完成,必须依靠多学科团队协作。早在Campanacci教授任职的那个时期,我们就已配备肿瘤内科以及病理科团队。正如我之前所说,Campanacci教授本人就是病理学家,后来也培训了其他的病理学家,专注于肌肉骨骼病理学,同时我们还有放射科医生一同参与诊断过程。从CT引导下穿刺活检到各类治疗(主要是微创治疗),再到专门负责该领域的物理治疗师以及护士,我们构建了完整的诊疗体系。
在这样的架构下,我们逐步发展成真正能全面照护患者的科室。肿瘤内科还为患瘤儿童开设了学校,并为家长提供住宿条件,这些都是随着时间逐步完善的。
您和您的团队未来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关于我们当前的研究目标:里佐利骨科研究所的科研体系已相当成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自上世纪80年代我们医院被指定为意大利科研型机构以来,我们设立了多个研究实验室,包括肌肉骨骼肿瘤研究实验室。我们正致力于聚焦“个性化治疗”,不仅限于外科手段,也涵盖药物治疗。因为如今患者越来越需要个体化关注,这甚至超越了外科视角的范畴。标准化手术已不再是唯一选择。
现在我们研究大量软组织肿瘤病例,而这些病例在20年之前是尚未被充分研究的。近年来我们也更多地关注原发于实体器官的转移瘤,10-15年前这类转移瘤往往会迅速危及患者生命,而如今借助新药,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作为骨科医生,当遇到骨转移瘤时,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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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对您来说很重要的导师?他们教会您什么,是如何启发您的呢?
当你身处一个高度竞争的专业环境中,无论是在医学界,还是在其他类似领域,大多数人往往显得相当自私,他们只关注自己,只想着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而我遇到的Campanacci教授却不同,他是真正一心想把工作做到极致的人。若你走进里佐利骨科研究所,会看到我们在他逝世后为他树立的雕像。雕像下方刻着他的箴言:最重要的,第一是始终以患者为中心;第二是认可那些为之努力奋斗的人;第三是重视团队合作;最后是推动国际交流。这些正是 Campanacci教授提出的理念,而我们也继承了这一精神。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还有幸追随过世界上一些杰出的医学专家。我曾在美国学习了一年,先是在梅奥诊所师从Mankin教授和Frank Sim教授,之后又在哈佛医学院继续跟随Mankin教授深造。我至今仍记得Mankin教授常对我说:“Davide,你的目标不应只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而是要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你必须竭尽全力,不仅要做到个人能力的极致,更要为患者提供最顶尖的诊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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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骨肿瘤的MDT模式中,您所在的团队如何具体实施多学科协作?能否结合病例分享一下在此方面的经验?
里佐利骨科研究所是一家骨科专科医院,因此大多数患者前来都是为了接受外科治疗。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外科治疗意味着你必须与他人合作共事,而在像里佐利这样的以外科为主的医院中,其他人往往依赖外科医生。因此,我们会召开多学科会议。作为科室主任,我必须作出最新的、也是最终的决定,为患者制定最佳治疗方案,这其中既包括外科治疗,也涵盖药物治疗、放射治疗或其他适合患者的治疗方式。这也是主任履行职责的常态。
能否请您具体说明在哪些临床情境下会启动MDT协作机制?
当然,我们也会遇到原发肿瘤的病例。对于那些治疗方案已被视为标准的常规病例,我们通常不会进行过多讨论。而需要重点讨论的,是那些出现并发症的病例、术后局部或其他部位复发的病例,以及化疗效果不佳、最终需要调整治疗方案的病例。此外,当涉及姑息治疗时,我们会邀请姑息科医生参与;当出现肺转移时,则会请胸外科医生加入;有时还需要邀请普外科或颌面外科医生,因为复杂病例往往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而最终决策通常由MDT团队负责人,也就是我本人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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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骨肿瘤病例时,您是如何与患者建立信任并达成最佳治疗方案?当中有什么沟通技巧可以分享?
首先需要明确,患者的第一印象源于门诊,这是他们与你初次接触的场合。在第一次接触中,你传递给患者的信息至关重要。首先,医生不能对自己的工作心存畏惧。有些医生缺乏自信,就会将不确定性传递给患者。当然,这需要依靠你的临床经验、研究能力以及对患者的关怀,但绝不能向患者流露任何犹豫。其次,必须为患者提供最佳手术方案,并清晰解释将采用的手术方式,同时说明如何最大限度规避并发症等风险。第三,患者应当感受到你是最适合为他们实施治疗的人。这三条原则至关重要:你必须让患者相信,这里就是他们获得最佳治疗的地方。
此外,随访同样关键。即便工作繁忙,无法在术后住院期间全程跟进,也应在随访中保持存在感。因为患者需要有固定的主诊医生,即便他们知道你无法时刻兼顾所有人,但必须让他们感受到,在与他们直接对接的团队背后,始终有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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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骨肿瘤治疗领域,医学知识和治疗标准/技术一直在快速发展。您认为医生应该如何持续跟进这一领域的最新临床进展和科研成果?
首先给年轻医生的建议是:必须回顾分析一系列病例。因为从病例回顾中学到的东西远比任何讨论都更有价值。要对自己提供的治疗有信心,前提是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仅靠阅读文献是不够的。如果只读文献而缺乏病例复盘的经验,就无法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去检验文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不要过分担心自己的手术操作量。例如在意大利,许多年轻医生在住院医师培训期间并不是主刀,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跟进每一位患者,并在术前在家认真研究病例。即便你不是主刀医生,因为这是观察和学习的唯一途径。等到真正轮到你亲自主刀时,这些积累会让你的思路更加清晰。在我们这行,“思路清晰”是核心要素。Campanacci教授曾说:“工作的60%在于诊断和术前规划,只有40%在于动手能力。”动手能力可以通过练习获得,但如果在学习阶段不锻炼思维,到了40、45岁时,就会固步自封,只能重复已知的操作,无法进步。
至关重要的是开展研究。无论你是年轻医生、资深医者,还是临近职业生涯尾声,都必须始终坚持科研,否则终将局限于重复已知的操作,而这绝非提升医术、为患者提供最佳诊疗的正确路径。
例如,在我们科室(正如之前提到的,里佐利骨科研究所是一家研究型机构),有数据管理员协助工作,我们定期召开科研会议,研读文献并进行病例复盘。我要求科室里的每位成员都专注于骨肿瘤的某个细分领域,有人跟进儿童病例,有人研究软组织转移瘤等。我们鼓励大家发表论文,将复盘成果转化为学术产出。
这里再分享一段与Campanacci教授相关的往事:每当我因各类问题找他时,走进办公室总会听到他说:“如果没带论文来和我讨论,就别进我的办公室。”他正是以这种方式督促我们深耕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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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学教授、科室主任、众多学会成员,您是如何平衡行政、临床、科研工作、教学以及个人生活?
这关键在于拥有一支优秀的团队与你协作。你无法事必躬亲,必须将任务分配给团队成员。这样一来,无需过度操劳也能统筹全局。我个人在2012年担任科室主任,起初凡事亲力亲为,整天待在医院试图跟进所有事务。但现在,团队成员会负责各项工作。除了科研部分,我不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而是把控团队成员的工作进展。当然,我仍会承担一些工作,比如开展讲座、参加国际会议、举办肿瘤相关课程,以及与医疗设备厂商对接手术器械合作事宜。不过,80% 的工作都由我们的团队共同完成。
08
意大利是如何培养骨肿瘤专科医生的?您对希望从事骨肿瘤治疗的中国年轻医生有什么建议?
在意大利,并没有专门针对骨肿瘤的培训项目。通常医生需要先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如果所在的医院开展肌肉骨骼肿瘤治疗,才有机会接触并参与相关病例。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骨肿瘤专家,往往需要至少十五年的积累。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不仅是成为外科医生的过程,更是成为合格科研工作者的过程。治疗这类患者需要具备解读病理切片、分析影像资料、参与科研项目以及复盘病例的能力。因此,培养全面的科研思维与成为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同样重要。
在职业生涯初期,没有太多直接参与手术的机会,也不必过于焦虑。一旦你开始主刀,自然会逐步掌握操作技巧。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主刀医生,前提是对诊疗方案有清晰的思路。如果缺乏这种思路,即便动手能力再强,也无法成为真正的良医。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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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不从医的话,您会从事什么行业?
很有趣的是,我一开始并不想当医生。高中时,从未把从医作为目标,反而更想成为建筑师或歌手,因为我常常弹吉他、唱歌。但由于父亲本身是医生,而母亲也希望我从医,所以我最终进入了医学院。刚开始的第一年并不轻松。毕竟,当你的内心并没有真正朝向这个方向时,最初的考试成绩自然也不理想。
后来,我想起爱因斯坦曾说过:“好奇心比知识更重要。”而我恰好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于是渐渐被“人体”这个新领域所吸引,年复一年,投入也越来越深。
如果让我稍微改写一下爱因斯坦的话,我会说:好奇心引领你走向知识。因为知识固然必不可少,但它是在你渴望探索、不断观察、去拓展人生新视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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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医外,您还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这一生并没有太多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并非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甚至家庭对立。我的家人从未要求我多待在家里,这种理解或许反而是一种支持,因为我每天要在医院待十多个小时。
不过,我有些讲座的主题会涉及建筑、历史名城与探索,这算是与我早期兴趣的一种呼应。当然,我现在仍会弹吉他、偶尔唱歌,这些能滋养心灵。
近几年,我在乡下买了房子,成了园艺爱好者。我特别喜欢看着树木生长,参与一切从土地里萌发的生命。这成了我的新爱好。